时至今日，该到了我们思考教师应给学生留下些什么的时候了！
为什么在教育快速发展、日益普及的今天，在这个迫切需要教育家、热切呼唤教育家诞生的时代，我们却出不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如蔡元培、胡适、张伯苓、陶行知、梅贻琦那样的大教育家呢？为什么我们数以千万计的庞大教师队伍，却再也走不出像鲁迅、陈寅恪、朱自清、钱穆那样的大师呢？为什么一谈到教育，人们总时常怀念那个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回顾这段教育史，走近这些大师，会分明感觉到他们在谋生、治学和教书育人方面为我们提供的教师职业别样的意义。
鲁迅、陈寅恪、朱自清、钱穆、顾颉刚和沈从文等6位大师，在他们的人生履历中，都有一段从教的生活。他们当初走上教书之路，都实属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或因家庭变故，经济无着，无法继续求学深造；或是学成归来，却工作难求，理想抱负无法施展，而最终不得不谋求一个教职，用以维系生计。但是一经选择，他们就都义无反顾。尽管在教书这条路上，他们遭遇的是物质匮乏、生活拮据，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金钱，没有名利，遇到的常常是缺少支持，不被人理解的心灵孤寂和精神痛苦，但是他们都矢志不渝地在这条路上坚定并且快乐地走下去，把教好书、做好学问作为人生最大的快乐。
大师们当年并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师德考评细则，但他们恪守的却是教师职业最崇高的道德操守。他们用自身的读书做学问，深深地影响着学生，留给学生的不仅是学识、做学问的经验和方法，更多是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用自身的学识、品德默默地引领、教育和帮助学生成长。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胡嘉曾是钱穆的学生，60年后回忆自己在苏高中的读书生活时说：“其时，苏高中的教师著书立说，努力写作蔚然成风，学生在其老师潜心学问精神的感召下，自然也个个一心向学，把读书求学做学问，作为人生乐事，乐此不疲。教师和学生都不把升学作为学习的唯一或最高追求，但学生在中学毕业时，往往都能考取理想的大学。”也正如其时苏高中校长汪懋祖所言：“学校不以考大学为根本，而是极力推崇教师用自身卓越的学术追求和行动来带动学生求学，学生在教师学术精神的感召和学术追求的引领下，反而很容易考上理想的大学，并且学生常常能体会到追随老师求学的‘从游之乐’，以至对随教师读书生活终身难忘。”
对于这些大师，我们艳羡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成功与成就，还有学生对他们的追随和敬仰。和他们相比，现今的许多教师，留给学生的除了那些少得可怜的应付升学、应付考试别无他用的知识技能之外，还有什么呢？
即使那些已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是否得益于他们就读的那些中小学、得益于曾经遇到的一两名好老师？问一问他们，回答几乎都是否定的。如果让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自己的中学学习，相信他们不少会使用“灾难”或“炼狱”之类的词汇。有相当多的学生甚至说，中小学根本就没有教育，只有考试和分数。
作为一名教师，在亲历教育近20年的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我曾无数次感动于那些具有很高文化品位和极强精神感召力的现代学校的治理，无数次饱含着热泪聆听教育专家、学者和知名校长的在激情岁月中的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教育故事，也曾无数次领略当今教育名师的大家风采。然而，这一次又一次感动建立起来的偶像崇拜，却总被一个又一个冷峻残酷的现实所轰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