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如何拯救“迷途”的早熟孩子？(3)

　　事实上，这不是假设，而是很多涉足性犯罪的未成年人普遍的心理轨迹。

　　今年年中，香港一家机构做过一项调查，发现香港的青少年性犯罪近年有上升趋势，且2年内调查的54件涉及性犯罪的案件中，与16岁以下少女发生性行为的非法性交占12件，近九成犯事者与受害人认识，为情侣、朋友或同学关系，近半数受害者更是同意有关行为。

　　道德迷失，是传统式微的表现

　　孩子从一本日本漫画书里，不仅看到了美少男、美少女，领会所谓爱情的美妙，甚至接触到了“性幻想”和“少女援交”。如此开放的性文化，在素有孔孟之乡的中国，本没有生存的土壤。

　　令更多专家、老师和家长头痛的是，互联网、漫画书、电子游戏、小说、电视剧等文化和出版类产品正在成为国外性文化和性观念的“入侵通道”，让一部分未成年人迷失于道德的十字路口。

　　家长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孩子“哈日”、“哈韩”，在成为异域歌星、影星“粉丝”的同时，也易对裹挟于文化娱乐作品中的畸形价值观，产生道德判断上的模糊。孩子从一本日本漫画书里，不仅看到了美少男、美少女，领会所谓爱情的美妙，甚至接触到了“性幻想”和少女援助交际。

　　所谓“援助交际”，最早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京，是日本人对女中学生从事性交易的委婉说法。

　　“少女从事援交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毒瘤。”姚建龙介绍说，在日本，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民间志愿者，都有相对完整的干预措施，加强对女中学生的教育。但由于少女援交的生成背景与日本的性文化关联紧密，比如一些日本女中学生从事援交，不是因为家庭贫困、需要金钱或者贪图享乐，而是寻求刺激、认为处女是可耻的……所以，尽管学校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同伴教育，但仍难根治“少女援交”。

　　相反，作为孔孟之乡的中国，本没有这些“开放”性文化生存的土壤。“男女授受不亲”的伦常经过千年的教化，深入人心;《论语》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教诲也是妇孺皆知。可在当下，这些代表传统的力量，却在一些异域新观念、新浪潮的冲击下显得十分“苍白虚弱”。

　　“有的少女一味追求名牌和物质享受，在家庭不能满足的情况下，自愿出卖身体;而一些成年人也受到海外不良文化的侵蚀，从未成年人那里购买性服务，这种"你情我愿"的行为，具有很高的隐蔽性，不容易被公安机关发现。”姚建龙说，打击卖淫嫖娼，尽管我国的公检法机关从未放弃过努力，但杜绝这一社会丑恶行为，仍任重道远。

　　据介绍，目前性犯罪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屡见不鲜，作案手法与成人参与的性犯罪手法相差无几。借助网络，“买卖双方”很容易建立联系，而一些宾馆酒店在客户登记管理上没有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对未成年少女“开房”睁只眼、闭只眼，成为色情活动的交易场所。

　　“对于卖淫嫖娼行为，尽管每个国家的法律都有不同的裁定，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重拳打击嫖宿、诱奸幼女。”姚建龙继而分析说，杜绝未成年人性犯罪，除了通过学校和家庭渠道加强性教育，作为维护社会道德底线的法律，必须有所作为。

　　聚焦未成年人保护，法律须更给力

　　挽救更多徘徊在道德边缘的未成年人，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作出一些调整，或是可行的一步。

　　在长期的研究中，姚建龙看到的一些情况是：现行法律在执行过程中还留有一些灰色地带，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聚焦力度还有提升的空间。

　　按照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只要成年人与未满14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不管在何种情形下，都以嫖宿幼女和强奸罪论处，从严判刑;但后来，相关的司法解释却做了一些调整。

　　姚建龙简单介绍了司法解释的修改背景。其时，不少司法机关在受理一些涉及青少年性犯罪的案件时发现，很多嫖客都坚称自己“无辜”。一些参与卖淫活动的女孩刻意隐瞒年龄，或者通过成熟的打扮等方式虚报年龄。经查，这些现象部分属实。

　　姚建龙的记忆里，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不满14岁的女孩在成功掩饰自己的年龄后，先后与20多人发生了性关系。但是否应该对涉案的20多人都判处强奸罪?当时，受理此案的司法机关内部也有较大争议。

　　“这类案件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相关的司法解释就作了调整。但从现在来看，这一条容易成为一个法律漏洞。一些不法分子就是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脱罪，有的人甚至就能躲过应有的法律制裁。”

　　按照姚建龙的看法，挽救更多徘徊于道德边缘的少女，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作出一些调整，或许是可行的一步。

　　无独有偶。早在今年年初，上海市妇联就曾向上海“两会”提交过一份议案，呼吁以法律手段打击奸淫幼女的犯罪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这份议案的具体建议是，接受14岁以下幼女流产的医院应当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前提下，向警方或有关的青少年维权机构报案。

　　发挥法律的强大威慑力，让不法分子的魔爪不敢轻易伸向孩子，这或许是保护孩子的一种根本方式。